在農(nóng)村，學前教育越來越受到家長重視，然而，供給卻遠遠無法滿足需求。
出不去的悲哀：一個人的幼兒班
山西臨汾市汾西縣留嶼村小學，偌大的學校如今只有4個孩子，其中包括一名幼兒期的學生周平珍。
講課的張反明是一位有著30多年教齡的老師。“以前村里還有私人幼兒園，后來孩子越來越少，私立園也辦不下去了，就把幼兒班和小學合在一起。”張反明是小學老師，并不懂幼兒教育，只能教周平珍一些簡單的小學知識。
汾西縣教育局副局長薛強告訴半月談記者，農(nóng)村幼兒園比小學消亡得更快，全縣共有4000多名適齡幼兒，3000多都在縣城，很多農(nóng)村都沒有幼兒園了，有的基 本也是小學附設園。“以前農(nóng)村黑幼兒園特別多，有的就在窯洞里面，安全都成問題。通過整頓，把農(nóng)村黑幼兒園都取締了，如果人數(shù)比較少，就跟著小學一起上 課，如果比較多，再成立幼兒園。”
“留下來的都是走不出去的，家庭比較困難。”張反明說。
周平珍父母離婚了，父親到外面打工，留下她跟著爺爺奶奶。在她家的窯洞里，77歲的奶奶荀明蘭駝著背正在做飯，80歲的爺爺去山上撿柴火了。荀明蘭說，她和老伴身體都不好，不能讓孫女像別的孩子一樣去縣里或鄉(xiāng)鎮(zhèn)上幼兒園，只能湊合跟著小學一起上。
記者在臨汾市隰縣、忻州市靜樂縣等多個貧困縣的農(nóng)村均看到了類似情況。這些留在村里的適齡幼兒大多來自最貧困的家庭，他們的父母沒有能力將他們帶出去，在還有袖珍小學的地方，他們可以跟著小學生一起上課，但在連小學也沒有的村子里，有的家長甚至會放棄讓孩子接受學前教育。
走出去的無奈：“人在這里，心卻在家”
留嶼村的鄰村圪臺頭村有一個公辦幼兒園，這里有42個孩子，28歲的王秀平和23歲的王彩平是這里的幼兒教師。
王秀平說，農(nóng)村的條件和城市相比差太多，20多個孩子都是一個老師來教，致使很多內(nèi)容都不能開展。由于教學技能缺乏，從小班開始，老師就教孩子拼音、算術，小學化傾向嚴重。
除了本村的，臨村的孩子也會來這里上學，他們有的是父母每天接送，有的則租住在村子里。
今年52歲的韓計花是北掌村人，這個村子距離圪臺頭村有5公里路。他們村沒有幼兒園，適齡幼兒有的在縣城上，有的在鄉(xiāng)鎮(zhèn)，自己則帶著孫子來到圪臺頭村。韓計 花的兒子和媳婦在北京打工，一年回來四五次，自己家里條件差，如果去縣城或者鄉(xiāng)鎮(zhèn)，還得租房子，這個村正好有自己的親戚，可以不用花錢。
記者了解到，韓計花帶著孫子出來上學，身患殘疾的老伴留在村里。“老伴下半身不能動，每天都在炕上躺著。”到了周六，韓計花帶著孫子回到家里，把一周的吃食給老伴準備好，周日下午，她再和孫子回到圪臺頭村。“人在這里，心卻在家。”韓計花無奈地說。
進不去的公辦園，安全堪憂的“黑園”
更多的家長則把孩子送到縣里的幼兒園，由于公辦園數(shù)量有限，民辦園收費高，家庭式“黑幼兒園”成為很多家長的選擇，但其不僅小學化傾向嚴重，且存在安全隱患。
在隰縣縣城，一個26歲的婦女騎著摩托車，送4個孩子來到了“小博士幼兒園”。“2個是我家的，2個是我哥哥家的，哥哥和嫂子回村里種地了，顧不上送孩子。”
這位婦女告訴記者，他們村已經(jīng)沒有學校了，為了讓孩子上幼兒園，他們專門在縣城租了房子，一年房租近3000元。她的丈夫在縣城打工，一年收入一萬多元，自己要接送孩子、做飯，不能出去工作。
“這里一學期的保育費是800元，孩子基本都是農(nóng)村來的，很多人在附近租房子。”這位婦女說，這里的條件與公辦園以及正規(guī)私立園條件沒法比，但公辦園就2個，沒有關系很難進，私立園一個月的保育費就要1000元，農(nóng)村孩子根本上不起。
記者在這家幼兒園看到，這里由一個兩層樓的民房改建，共50多個孩子，年齡較大的孩子在二樓，較小的在一樓，水泥院子是他們的活動空間，安全防護措施較差。記者走進一間中班教室，發(fā)現(xiàn)孩子們已經(jīng)在學習拼音和算數(shù)了。
更令人擔憂的是，有的“黑園”為了招攬孩子，還用“黑校車”接送上下學。2014年，山西萬榮縣就曾查獲一起非法改裝超員的“黑校車”案，荷載30人的客車竟“塞進”60多名兒童。經(jīng)查，這家幼兒園就是一家“黑幼兒園”。
有專家認為，當前，農(nóng)村幼兒園數(shù)量和質(zhì)量都無法滿足需求，在我國加大扶貧攻堅力度的當下，相關部門應對此加以重視，讓孩子們能就近接受高質(zhì)量的學前教育，為他們的智力、社交能力、創(chuàng)新精神打下良好基礎，打破貧困代際傳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