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其實是給學生提供了多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國內高校的高等教育。簡單來說，就是不出國門的留學。
1878年，美國圣公會傳教士施若瑟在上海滬西購得84畝土地，建立了近代中國內陸第一所大學——圣約翰大學。在當年的上海灘，只有少數(shù)富家子弟才能上得起這所學校。
一百多年后，學費高過國內高校10倍以上的中外合作大學，同樣影響了中國家庭的教育抉擇。今年高考成績已經公布，考生和家長正在忙碌地填報志愿中，中外合作大學成為他們繞不開的話題。
自從2003年9月1日實施《中外合作辦學條例》開始，在中國本土接受高等教育多了一種全新的選擇——中外合作大學。目前，國內已有9所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兩所在建)，都分布在東部沿海省市。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多位中外合作辦學實踐者發(fā)現(xiàn)，運行10余年來，這些學校的招生分數(shù)線、人數(shù)都呈現(xiàn)穩(wěn)步上升的趨勢，知名度也逐漸提升，這得益于其超越大多數(shù)國內高校的出國深造率。
這些被外界稱作通往海外留學的“跳板”，為國際輸送人才的“黃埔軍校”，對中國的高校改革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出國留學的“跳板”
目前國內的中外合作辦學大學共有9所，分別是：寧波諾丁漢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聯(lián)合國際學院、西交利物浦大學、上海紐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昆山杜克大學、溫州肯恩大學、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在建)、廣東以色列理工學院(在建)。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從寧波諾丁漢大學、西交利物浦大學和溫州肯恩大學了解到，盡管近年來全國高考考生數(shù)量下降，出國人數(shù)增多，全國高校擴招延續(xù)，但他們的招生數(shù)量依舊在增長，而且錄取分數(shù)線年年攀升。
寧波諾丁漢和西交利物浦大學的錄取分數(shù)線從剛開始的一本線上線，提升到如今的平均分超過一本線約四五十分；溫州肯恩大學從開始的一半學生一本線上，一半學生二本線上，也增加到基本在一本線上。
“有些北京的高分考生高出一本線100多分，除清華、北大以外，大多數(shù)北京高校都可以進，但他們愿意報考我們學校。”寧波諾丁漢大學副校長沈偉其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指出。如今，寧波諾丁漢大學已經擁有了9屆本科畢業(yè)生、10屆碩士畢業(yè)生，是國內最早的中外合作大學。
這些院校受歡迎的原因，與近幾年居高不下的出國深造率密切相關，不少學生將此當成出國留學的跳板。
中外合作辦學者對此并不否認。據(jù)悉，寧波諾丁漢、西交利物浦、溫州肯恩大學畢業(yè)生中50%-70%會進入全世界排名前100的學校繼續(xù)研究生教育，集中在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寧波諾丁漢大學21.67%被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世界排名前十的高校錄取，西交利物浦大學有15%左右會進入全世界排名前十的大學。
當然，自主招生也是這些學校的優(yōu)勢。除上海紐約大學是唯一的在高考前進行自主招生的大學外，其它學校也有部分自主招生的名額，其中高考成績占60%，高中成績10%，再加綜合面試成績占30%。
相比之下，這些學校對家庭的財力要求也非常高，學費是普通高校的10倍以上。
據(jù)了解，寧波諾丁漢一學年學費80000元左右，西交利物浦一學年學費88000元左右，溫州肯恩大學一學年學費45000元左右。
但越來越多的家庭樂意承擔這筆費用。不論是否當成跳板，溫州肯恩大學招生處主任應永宏認為 ：“即使不進中外合作的大學，這些學生基本也會去國外留學，學費就交在了外面，我們把學生留在國內，既能讓他享受西式教育，又能有利于中國經濟。”
堅持“嚴進嚴出”原則
畢業(yè)去向的優(yōu)勢，在西交利物浦大學執(zhí)行校長席酉民看來，關鍵在于學校的教學模式、教學資源的分配、師資力量、教學方法、學校治理等帶來的學生在英文水平、綜合能力、獨立精神、創(chuàng)新能力方面的積累。
“中外合作辦學，其實是給學生提供了多一種不同于傳統(tǒng)國內高校的高等教育。”北京理工大學(分數(shù)線,專業(yè)設置)教育研究院教授楊東平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說。
簡單來說，就是不出國門的留學。
這些學校的教學，基本都由外方院校決定，師資也由外方院校派遣或全球招聘，薪資和外方院校一致，學校內部官方語言統(tǒng)一英文。授課采用小班教學、討論式教學、課堂討論為主等完全西化教學，對打算到歐美繼續(xù)深造的學生而言，確實是有利的過渡。
另外，這些中外合作大學給學生提供了“2+2”、“3+1”等通道，如果學生愿意可以先在國內讀兩三年，再出國讀一兩年，或是有各類國外交流項目可供選擇。
不過伴隨著中外合作辦學這一模式運行十余年來，外界對于其有錢人家“花錢買文憑”的身份質疑仍然存在，認為可以輕輕松松“混”完四年大學。
然而實際并非如此。多所中外合作大學學生甚至反映“像讀了四年高三”。
幾個學生圍成一圈進行小班討論課(seminar)是中外合作大學中主流的課程形式。這種方式遠比國內教學模式辛苦得多：通常學生需要每周讀完一本英文原版書籍或者部分章節(jié)，課上必須發(fā)言，因為這占到期末成績的一半左右。
為了保證質量，這些學校也像國外高校一樣實行“嚴進嚴出”原則，正如沈偉其所說，寧波諾丁漢大學每年都會有部分學生因為功課不過關被要求重考甚至退學。
畢業(yè)后，學生會拿到三張證書：外方院校學士學位證書、中方院校學士學位證書、中方院校畢業(yè)證書。這也是《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賦予這類學校的權利。
“中外合作辦學出發(fā)點是‘洋為中用’，利用國際上優(yōu)質的高等教育資源促進中國辦學水平的提高。我們原來一直強調國內大學進行教學改革，中外合作大學成立后，傳統(tǒng)高校經常前來參觀交流，也會影響他們的理念。”沈偉其說。
合作與“沖突”
盡管中外合作辦學顯現(xiàn)出如此多的亮點，但十余年來，依舊只有9所學校(其中2所在建)，外界認為進展并不快。
“有很多人歸結為政策控制，我不反駁，國家的審批可能也不是那么快，但另一方面，真正要辦一個好的學校并沒有那么容易。”席酉民說。
西交利物浦大學成立10年來，接受國內外大學到訪不下上百家，都是試圖辦國際合作學校的，有政府也有企業(yè)，直到目前為止，就其個人觀察只有個別有非常清晰的目標和設計，包括辦學模式、辦學目標、怎么可持續(xù)發(fā)展等。
中外合作辦學者表示，中國合作辦學過程中的挑戰(zhàn)可謂層出不窮，其中非常普遍的一條是雙方兩種不同的教育體系、制度、文化所造成的溝通困難。
比如中國強調陽光招生，所有信息要公開，但是外方認為這是學校內部的事情，不愿意公開；比如國外只有學位證書沒有畢業(yè)證書，然而畢業(yè)證書對中國一些公司的人事部門來說，比學位證書更重要。
正如席酉民所強調，頒發(fā)兩張學位證書必須滿足兩個認證體系，而這兩個體系很多時候在有些方面是互相沖突的，“不少學校前幾年根本沒有發(fā)中國的學位證書，因為學校辦三四年后，教育部要重新派專家對學校學位授予權進行審核和批準，如果沒達到標準便不能頒發(fā)學位。”
另外，溫州肯恩大學是唯一公辦的中外合作大學，財務方面實行“政府兜底”，很多時候外方院校的要求由于超出財政支持范疇便只能放棄，比如建筑、設備條件等。
在創(chuàng)辦之初，這些中外合作大學就協(xié)議：合作雙方均不盈利。目前除了部分學校擁有政府投入之外，其余的運營經費皆出自學費。
席酉民告訴記者，在早期西交利物浦的建設中，蘇州政府特別是蘇州工業(yè)園區(qū)投資的企業(yè)代建過校園，除了部分研究平臺建設外，到目前為止無其它額外經費資助，“我們主要靠財務運作和學費、研究費用以及基金會的各種捐款。”
只要經過董事會批準，學�？梢栽谝欢L險控制范圍內對現(xiàn)有資金進行適度運作，這在國內公立高校很難進行。
也因此，社會各界有不少對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質疑。“當然，這種質疑其實也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現(xiàn)在中外合作項目越來越多，良莠不齊的情況的確存在。”應永宏說。
他指出，溫州肯恩大學現(xiàn)在也在成立學校的基金會、校友會，希望將來由基金會為學校后續(xù)的發(fā)展提供一些財政上的輔助支持。
“中外合作大學是個新生事物，跟現(xiàn)有的國內傳統(tǒng)管理制度有一些不相適應的地方，希望給它更多成長空間。”沈偉其說。
